左权：成仁有志花应碧，杀敌流红土亦香

纪念左权同志诞辰118周年

在河北邯郸市涉县石门村境内，有一座莲花山，山脚下清漳河水日夜奔流，这里便是左权将军最早的安葬之处。

虽然在左权将军殉国8年后，灵柩已由涉县迁至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但左权将军的衣冠冢依然在石门村得到了精心保护，一位叫杨爱公的老人饱含着无限敬仰，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始终默默守护着左权将军墓。走不动山路了，儿子杨乃堂和父亲一起守，杨乃堂过世了，儿媳李秀英擎起接力棒继续守护，如此的义举，感动了整个中国。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能够让素昧平生的后人，甘愿付出一生的时间去固守一个逝者，李秀英的话或许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丢，但左权将军的精神不能丢。把左权将军的墓保护好，这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红色家风。”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情感，是跨越时空的信念！

左权（1905.3.15——1942.5.25）

1942年5月25日，为掩护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人民群众突围转移，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在山西辽县十字岭指挥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7岁。他也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彭德怀曾对左权女儿左太北讲过这样一段话：“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从离家到殉国，左权整整17年没有回家！他既是挥戈前线的战将，又是运筹帷幄的智囊，在众多的军事实践中，他多次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在被王明陷害，蒙受不白之冤的10年间，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忍辱负重，从未意志消沉，坚决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党中央安排的工作。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学习与写作，经他起草、撰写或翻译的电文、论著及译著达数十万字。

可以说，左权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周恩来称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毛泽东讲：“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硬的将才啊！”朱德赞誉其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左权的牺牲，在党内军内震动很大，毛泽东强忍泪水，无言地陷入深深的悲痛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等纷纷撰文赋诗拟联，以表沉痛哀悼。

入葬当日，谢觉哉亲自奠土，碑坊横楣是其题写的“人民共仰”，周恩来亲笔书写“左权将军之墓”，东面石碑刻的是朱德的《吊左权同志》诗，西面石碑刻的是彭德怀撰写的《左权同志碑志》。左权将军纪念馆馆名由徐特立亲笔题写。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专程来到晋察鲁豫烈士陵园，在左权墓前脱帽致哀……

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辽县近万名百姓签名请求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以此表达永久的纪念，让左权精神与太行山同在！

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告诉世人，左权的精神注定将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铭记并传承。正如朱德在《吊左权同志》一诗中所写：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不断求索 以坚定信仰寻救国之路

在查阅左权相关资料时，有这样一个场景：

1949年5月，当胜利的曙光即将照遍三湘九澧时，第四野战军12兵团40军军长罗舜初轻轻敲响了左权老家堂屋的门，他是代表朱德总司令，代表全军将士，来看望左权母亲的。左权牺牲后，朱德指示所有南下路过左权家乡的部队，都要派人去看望左权母亲，这不过是第一批。

第二野战军第46师部队途经醴陵时，派人慰问左权的母亲张氏

老人捧着罗舜初的手，泪如泉涌，太多年没能见到儿子了，见到儿子的战友，老人一样高兴，可随后，她才得知儿子早已为国捐躯。此时的老母亲悲喜交加，但她依然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她遂请人代笔撰写了悼念儿子的文章：“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如此忠烈家风，如此深明大义，让人肃然起敬。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在湖南醴陵市平桥乡黄茅岭的一户佃农家庭里，他有3个哥哥1个姐姐。左权一岁多时，父亲病逝。母亲起早贪黑，白天种地，晚上纺纱，苦苦支撑着这个贫弱的家庭。

家是一所学校，勤劳、俭朴、正直，是母亲做人的准则，这也深深影响了左权的人生。他自小就很懂事，不满六岁就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他知道人穷不能志短，从未自暴自弃过，也没有放弃过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了能够读书，他每年正月就跟着同乡的伙伴耍狮讨米，自筹学费。

从7岁到17岁，从私塾到醴陵县立渌江中学，左权在国家的风雨飘摇中断断续续完成了基础教育的学习。1915年，10岁的左权听闻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后，愤而写下“毋忘五九国耻”，爱国的火焰在他心中燃起，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成为他的少年志向。

1923年冬，当得知广州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意欲派人来醴陵招收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后，他果断选择弃文就武，告别家乡父老，开始走上为国家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人生，那时，他18岁。

1924年4月，左权在广州湘军讲武学校参加“莲社”时留影

一年后，左权转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黄埔军校不仅是国民党党军的养成所，也是未来中国红军的养成所，正是在这里，他与陈赓、周恩来建立了深层次的交往，并在陈赓等人推荐下，加入襁褓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回忆，“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也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的准绳。”

此间，左权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在东征西讨中，左权始终奋勇当先，机智勇敢，屡建战功，这一阶段无疑奠定了他军事指挥生涯的基础。

1926年7月，左权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

左权的沉着和勇敢，深得程潜喜欢，1925年底，他得到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机会， 与邓小平成为同学。他常忧心于国家大事，明白此刻应抓住机会学习军事知识，待学成后回国参与斗争。所以，毕业后，他又考入世界闻名的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与刘伯承成为同学。正是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许多近代和当代的军事家的论著，在整个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是得到战术指导员表扬最多的学员，刘伯承还记得，“他学习异常刻苦，凡教员指定的参考诸书，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故其在军事、政治试题中，常能以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1930年，25岁的左权回国，此后的12年间，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军队和战场。

不可多得 以热血生命担使命之责

左权回国后，备受毛泽东珍爱，在毛泽东看来，左权的军事教育才能对红军意义重大，也因此，刚到红军部队的他，便被任命为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随后又被任命为闽西新12军军长。

1931年，策划宁都起义时，毛泽东特意委派左权与刘伯坚、王稼祥同为中央军委代表，并亲自与左权谈话。按毛泽东的设想，左权三次深入虎穴，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未发一枪一弹拔掉中央苏区最后一颗“白钉子”，且使一支1.7 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随后，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最精锐的第15军政委。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杨虎城要求中共派一军事专家到西安共商西安城防及护卫中共代表团之事，毛泽东再三考虑后，再次选择了让国民党将领都很钦佩的左权。国共合作成功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讨论部队副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又一次选择了左权，就这样，32岁的左权进入中共军队最高领导层。

左权也着实没有让毛泽东失望，他将所学的军事理论都转化到了实战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率先头部队闯关夺隘，在四渡赤水，抢占娄山关，两攻遵义城，进占吴起镇等一系列战役中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朱德因此称他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蒋介石想趁红军疲乏、立足未稳之际进行一举歼灭，遂派嫡系部队胡宗南“追剿”。左权仔细权衡敌我态势，认为敌人有大炮、机枪、轰炸机，不利于我军打正规战、阵地战，于是指挥部属打起夜战，这一策略让敌人的机枪、大炮瞬间成了摆设，最终令胡宗南部主力整体被歼。这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在聂荣臻看来，其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战斗。

在左权的军事生涯中，不得不提的便是“百团大战”，该战役被认为是最能展现其军事才能的一战。左权酝酿的百团大战是由大的和小的并同时发起的无数战斗构成，军事活动分成这么多单个的行动，而又结成一个整体，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时，八路军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敌寇在铁路和公路沿线建立“爱护村”，扶植汉奸组织，训练奸伪人员，扩大占领区，令我军无法机动。日本官方深知，“战胜中国之重要条件，是后方不被截断。”而左权直接突破的正是敌人的弱点，他大打“交通战”，以破坏敌寇的交通要线为重要战略，没有交通联络，敌寇便无法保持据点的占领，也无法向抗日根据地内作战，左权正是以此迟滞、消耗日军。

为避免陷入被动，左权和总部参谋处等做了大量细致的战前部署，从侦查的准备，到部队的准备，到行军注意事项，到如何组织民众参战，到对各级军政指挥人员的纪律要求等均予以提前安排。

左权明白，指挥机关在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对瞬息即变的军事现象缺乏准确而迅速的判断，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所以，在这场大战役中，他每天工作长达15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大到上下左右一个战役的配合，小到部队的一次具体战斗，他都要反复推敲，谋定而后动。

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这场大战有如一阵暴烈的霹雳，轰动了整个华北战场，以至于全中国全世界。战斗夜以继日地持续了5个月，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左权对此次战役的筹划、组织和指挥等，为百团大战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有力奠定了华北敌后抗日的基础。

朱德回忆左权时就讲，“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左权比朱德小19岁，比彭德怀小7岁，对于两位司令发布的命令、指示，对于军队建设、管理等事宜，左权总会征得他们同意，从不擅自作主。他要做的，就是切磋运筹、准确判断、正确调配，让战略意图得以最大程度的落实。他总是事无巨细，竭尽全力把能干的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力求让两位司令从繁忙的军务中解脱出来，有精力思考军政方略。有人直言，他们就像三只最合套的齿轮，把华北反侵略战争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得十分灵活，令敌人闻风丧胆。

那个时候，“朱彭左”成为八路军总部的代称，这个看似一个人的缩写，实则是信赖、体谅中建立的革命友谊。耿飚曾坦言，“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对左权同志很信任，相与既深，相知更切。”

随军作家刘白羽也讲：“在掌控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个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的工作都由他来处理。他的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都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2年5月，日军集结3万多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最集中的地区——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围”，左权坚决要求彭德怀率总部指挥机构先行，自己断后突围，像之前的很多次一样，他又一次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警卫员几次催促他离开，他毅然不动地挺立在山头指挥，并掩护着最后人员的撤离。最终，一发炮弹袭来，无情地击中他的头部，而他倒下的地方，离安全线仅数十米……

1940年8月，左权与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合影

这个与妻子离别21个月，便写了12封信，甚至牺牲前3天还在诉衷肠的深情丈夫；这个给宝贝女儿买花布，请人给女儿做衣服，甚至还为女儿准备冬天毛衣裤的好爸爸；这个深深思念着母亲，又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并写下“母亲，我虽回国，但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毓林。我将全力贡献革命……”的铁血男儿；这个一生为党尽忠、为国尽职、为民尽责的优秀党员，这一次真的走了……他以生命实践了其黄埔时期的誓言“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

“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者血泊的周围踟蹰，而是踏着他的血迹前进，向死者与我们共同坚信的真理前进！”谨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中的文字，纪念这位年轻的将军、伟大的英雄！

向左权将军致敬，英雄，不朽！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